我的决策能不能实现，失败的概率有多大，如何防止决策失败。六，我的决策在落实过程中会遇到什么问题和困难，在这过程中我需要准备什么预案和多少预案。七，我的决策是不是过时了？是不是太超前了？我的决策会带来什么样的负作用，我如何有效地解决这些负作用……刘博士，这就是我的方*，你听明白了吗？”

    刘浚如说：“这些我也会，请你举例说明。”

    徐浩东摆了摆手，“例子有三，棚户区改造项目，重启市中心广场项目，大湾列岛及其周边海域开发，这三个项目的决策过程，我已详细地写成文章刊载在政府内网上，刘博士有空的话，不妨去学习学习，同时也请批评指正。”

    刘浚如说：“我一定认真学习，徐书记，我很想知道你在决策的过程中，有没有运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或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如果有的话，是运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多一点，还是运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多一些。”

    徐浩东微笑着问：“刘博士，你知道我是如何区分经济学研究者的吗？请注意，我说的经济学研究者也包括我这样的末流爱好者。”

    “不知道，请教了。”

    “经济学研究者主要可以分为五类。一，纯学术研究者，他们专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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