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象”文在“释”《周易》过程中采用的是八种物象（即后来称之谓的八卦取象）来点明《周易》之题（即《周易》每篇），这与春秋时代史筮用八种物象比类联想“窥知”人事吉凶的时代文化背景相符合。
    史巫在用八种物象（天、地、风、火、雷、泽、水、山）来比类人事吉凶。而思想家们也是用类象来论说事理，正是“大象”文里讲的“君子以类族辩物”的时代背景。
    “大象”文里的言辞前的取象之说（及提及的八种物象），只是点出《周易》里的每篇名称后，而做出一凡经典论述，应是对《周易》每篇的总结与发挥，而并不是从“象”中引申出的道理。
    先儒家的“君子论”成为整个后儒家（战国时期）所继承的典范。而这“大象”文里的君子之论，并不难理解，是通俗易懂。一些还已然成为今天脍灸人口的语言，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非礼弗履”、“恐惧修身”、“有过则改”等。
    那六十四条“大象”文都可以称上是富于哲理的经典句子，确确实实是儒家的道德政治文章。但“君子论”并不是首创于“大象”文，其鼻祖是《周易》一书。我们不仿把《周易》一书里的“君子论”抄录如下：
    《乾》：君子终日乾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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