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人才，只能是亦巫亦理的双重人格角色者。若不抛弃那些“经典”的独尊，则无法有新文化的超越和哲学上的突破。所以后封建社会里所谓思想家或哲学家没有不信天命，神鬼、筮卜的。他们无法突破在传统里读经，而成长的那种社会化过程，即亦巫亦理，神道与王道，似理性非理性的双重人格者。
    如西汉时的董仲舒他既能一面从《周易》一书里引用句子直接陈述事理。
    “《周易》曰：‘负且乘，致寇至’，乘车者君子之位也，负担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属君子之位而为庶人之行者，其患祸必至也。”（《汉书·董仲舒传》）
    这里引述《周易》，是把《周易》当成义理之书。可董仲舒另一面则大讲阴阳灾异之象，把天道观引向人道中来，以天道解释人道，形成了董仲舒的天道神学世界观。其对应到现实社会，就是人间是天生的不应该平等，应是人奴役人的制度。所以董仲舒所引述《周易》里的文句，用于阐述的事理，就是为了证明等级制的合理性，君子是天生的乘车者，小人是天生的负担者，小人已乘车，就会招至祸患。这是为不平等制度张目。正是这天道观念思想的意识，董仲舒要从阴阳灾异上解释世道秩序。
    “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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