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只是发型一致，加上都是一样的工作制服，所以江奕没有认出来。
    这就尴了尬了。
    “没关系，反正我能把意思领会清楚就行了。”女翻译早就听说江老板的很多故事，也知道这是具有决策权的人，紧张地连自己的姓名都没有报出来。
    “你真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年轻人，我不得不说，这次你又赢了。我们所有人都会被你像一只驴子一样敲打着，被你设定的指标压迫着。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而且就会发生在今年？”日朝女士已经多次栽倒江奕手上，有些见怪不怪了。
    可是这次的跟头栽得太狠，前几次加在一起也没有这一次这么厉害。
    1993年的最后一个月，江奕就通过韩成斌让各个条线进行测算：如果成本下降10-50%，相应产品的出口额能够提高多少。
    这种不同场景的“敏感性测试”向来意义不大，大家并未当真。尤其是日朝智子负责的摩托车公司，国产化率已经超过了90%，甚至产品研发也已经分散到了国内的科研院所，进一步挖潜的空间可以说极其有限。
    在这种情况下，日朝智子就自行地“头脑风暴”了：如果成本下降50%，出口可以暴增200%，三年内可以再造一个大湖摩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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