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这样强调这个案例，明显不是想让我们论述‘如何下次秘密外交的时候把保密工作做得最好’这种执行层的问题。那太琐碎了，不属于制度层面的建设。

    他说的这个悲剧，有点儿像是柏拉图在《苏格拉底之死》里对制度的惋惜论述……也就是，如何确保秘密外交部分曝光后的后续处理弹性，而不是非生即死的站队，如何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进行二次调整修补，而非直接表决。”

    顾骜博览群书、冥思苦想后，得出这样一个心得。

    威尔逊造的孽，有点像苏格拉底，都属于不切实际理想主义者的一头撞死。

    基辛格想考虑的，是如何防止这种人一头撞死，给他一个打晕后和稀泥的机会。

    历史上，苏格拉底被雅典民主判决死刑之前，其实是有无数次机会不死的，最后是他硬生生作死的——这不是黑他，而是最敬仰他的得意门生柏拉图亲笔写的。

    柏拉图在《苏格拉底之死》中这样描述：一开始，苏格拉底被指控的罪名是“败坏雅典青年和异端邪说”。

    是否真的败坏不谈，单说审判过程。古代雅典的民主审判制只两轮辩论投票式的，即第一轮控辩双方先对有没有罪辩论、然后501人团投票，得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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