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一年的广州起义、二十六年的惠州三洲田起义、二十八年的泰州起义、以及最近的杭州起义，清廷的统治已经岌岌可危，所以从自身利益出发，列强也强烈要求清廷披上“民主宪政”的外衣。”吴宸轩说完外因，看着认真听他分析的于伯循，暗地里给黄鑫培挤挤眼睛，让这位秘书不禁撇撇嘴，又一个自愿上钩的。

    “就国内形势而言，从甲午之后的中国的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已发生了明显变化，工商阶层正在兴起，霸占土地人口的乡村士绅与发展工商生产的工商业主的矛盾，还有几千年的腐儒文化和不断高涨的民主思潮的矛盾，都已十分尖锐。现在不光以乔夫为首的革命派领导的反清革命蓬勃发展，而代表工商业主和一部分开明地主官僚的当权汉人派别也积极活动，就是打算通过立宪，分得一点国家公权力。”吴宸轩分析着国内的形势，这也让于伯循发现这位官僚居然能客观的看待乔夫的革命党，没有一副喊打喊杀的表现。

    “当然不愿接受任何变革的朝廷满清贵族，在不断的革命起义的沉重打击下和当权汉人们的力争下已经觉察到，如再不作任何“革新”的表示，必将“全局糜烂”，“溃决难收”，必须慎重选择“善后之策”，才能苟延残喘，保持危在旦夕的统治地位。而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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