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法制”是对绝对权力的约束，在中国几千年的不同朝代里，皇帝的“言”与“行”就是国家的“法律”，在这种没有“法律”的条件下，不仅皇帝的权力是无限的，至高的，也是没有限制的。而在一个“法治”条件下，皇帝的权力首先受到国家“宪法”的限制。这在大清已经是一个进步。有人认为，“共和制”比“君主宪制”更完美，实际上对一个国家，实行那一种主要是要根据实际情况出发，而英国，日本的“君主宪制”成功主要就是因为从当时的国家的实际出发。最后，虽然朝廷推行的“洋务运动”，引进了一些西方的先进技术，但是并没有引进西方的先进制度，导致了这些先进科技并没有给国家带来强盛。与之对比鲜明的是日本的明治维新的成功，恰恰在于日本不仅引进了西方的先进技术，也引进了西方的先进制度，这就使得一直以来落后的日本走到了中国的前面。”

    “如果半部论语可以治理天下，那么皇太后和陛下何必委派镇国公等重臣出访欧美日，寻求宪政真谛呢。”吴宸轩也冷下脸来，对这种老夫子没有道理好讲“这考察宪政，预备立宪本是朝廷要务，老佛爷亲自拟定的章程，岂容你等不学无术的腐儒非议，莫非你等对朝廷的政令心存怨望，伺机谋逆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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