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国民经济之压迫，不若借外债，资以开利源，而助国民经济之发达，巩固国家财政之基础之为优。”盛宣怀、梁启超、山东商会的孟洛川、苗海南等大商人也持此种看法。商办铁路公司一方面是被资金短绌问题所困扰，另一方面又存在经营不善、贪污挪用、亏损严重的问题。铁路建设领域各自为政、各行其是蔚然成风，商办铁路公司的铁路建设就成了无全盘规划的“圈地运动”。山东其实也不苟同于这种限制外资进入的狭隘民族主义的作风，不过山东商会的强势让外资在山东始终居于客卿地位，根本也没有办法和山东商会抗衡，反而把自己国家的很多市场给出卖给山东商会的企业，这种情况下就算是最激进的革命党也没有办法指摘山东商会利用外资是卖国行径了。

    面对铁路国有化的世界趋势，在商办铁路公司举步维艰的情况下，清政府试图将实行铁路国有化作为一种经济政策确定下来。宣统元年的中央政府借规划全国铁路之名，下令切实勘查各省商办铁路的工程款项，已经流露出把筑路权收归国有的意图。20世纪初期的中国国内，不单是政府层，国内大舆论也开始呈现出实行铁路国有的趋势。曾经引领国人成功收回路权的张之洞此时也在修正自己的铁路建设融资理念。6月间，张之洞代表清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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