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子跳舞，蓄意把应桂馨的自辩全文中的要紧处略去。不能不慨叹中国史学研究之难，完全在于革命党等政治家们的御用史学家们为后人刻意制造了障碍。

    不过在上海的市面上，其实并不是革命党的“吴氏刺宋”的论调占据上风，很多有识之士都意识到这与近期的国会大选有关，作为大选失败者的革命党。虽然乔夫力邀宋赴宁共议国事，但是私下里革命党对这个三个月以前的同志非常痛恨，党内打算清理门户，天诛叛徒的不在少数。宋遁初遇难时，他的助手之一北一辉（就是后来成为力主侵略中国的日本法西斯鼻祖，可不是凤凰座的青铜圣斗士）也在上海，目睹了尸体入殓过程。因自发组织刺宋案真相调查团，他被日本驻沪领事勒令回国。在日后出版的《支那革命外史》中，他认为刺宋主谋是陈英士。

    刺宋是陈琦美主使的说法在当时就甚嚣尘上。原因之一是陈惯用暗杀手段。其中最著名的一例是行刺同属革命阵营的广东洪兴会副会长陆正雄。凶手正是陈的得力助手常凯。在常凯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文字：“看总理（乔夫）致蔡鹤卿先生书，益愤洪兴陆正雄之罪不容诛。余之诛陆，乃出于为革命、为本党之大义，由余一人自任其责，毫无求功、求知之意。然而总理最后信我与重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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