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留。

    吴宸轩早就知道仅靠法治不能遏制贪腐蔓延。譬如香港早在1948年便仿效英国颁布了《防止贪污条例》，加重了对贪污**的处罚，但香港的贪污现象不仅没有改善，反而变本加厉。吴宸轩的观点是，反**的改革只有在高层领导人持之以恒的推动下，才能克服利益集团的抵*制与官僚习性，但是真正能够让反**斗争的成果长期化固定化的还是整个社会对**“零容忍”的氛围，这才是最至关重要的。

    所以肃贪院的成功，除上述独立、公正这两个因素外，更重要的是，它诞生于中国民族经济起飞的时期，知识分子、公务员、工人、甚至部分合作化经营的农场农民，这些新兴的中产阶层人数倍增、社会各方已对贪腐到了难以容忍的社会阶段。原来的官吏可以通过垄断信息来鱼肉乡里，但是现在知识普及、信息便利，什么政策法规都能从报纸和书籍上获得，最不济也可以通过新华党在当地党部的宣传室里咨询，而且还是免费的。自从肃贪院清理了大批县府的贪污分子之后，大家对于这些把持基层政权的官吏们更是警惕，稍有不对就有人向肃贪院提供线索，不仅能获得一笔小钱作为信息费，如果案子属实还有机会获得罚没对方家产的15%作为奖励。另外《反洗钱法》的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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