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反党阴谋受到公开审判的时候，作为当年红十军军部通信处长的谢苗诺夫才披露了一个“事实”。

    他在法庭上作证时说道：“按照克利缅特的要求，我们通信处被命令不得打开电台，不得私自跟上级联络，因为他担心乌博列维奇同志干预指挥，他就是想撇开集团军司令部的指挥单干……”

    这条证词作为伏罗希洛夫反党集团的阴谋罪证被记录进了史册，不过相当多的历史学家还是认为，这些证据和证词更像是政治斗争失败之后，当权者强加给伏罗希洛夫的，可信度应该存疑。

    不管证词是真是假，也不管伏罗希洛夫当时是有意还是无意，这些其实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因为他的重大失误，导致了在伏尔加河下游围歼邓尼金的作战完全破产，他让红军丧失了在1918年就解决白匪军的可能。

    也就是说，就因为他“小小”的失误，红军不得不付出更多的努力，更多的流血和牺牲，而俄国人民也必须在战争中多挣扎一年，苏联晚一年多开始恢复经济。这些惨重的损失，就算证据存疑又怎么样？难道他不该为此付出代价？

    米罗诺夫很着急，该死的“傻大个”根本就联系不上，而白军随时都可能向他的防线涌过来。关键时刻，他很有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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