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牙人在澳门最终站稳脚跟，既有历史本身的复杂因素存在，也有着最初明帝国与欧洲保持一种贸易与文化联系的愿望在内。万历年间起，持有“澳票”的大明广州商人，可以自由出入主权依然属于广州府香山县管辖下的澳门，它让明帝国拥有了足不出户就和欧洲进行往来的便利。

    即便有着明帝国广东海道副使俞安性于1614年发布的《海道禁约》，澳门的葡萄牙议事会依然想方设法地偷偷摸摸置换着各种概念，在澳门逐渐推进他们的殖民地化管理进程。

    打隆庆年间开始，澳门的葡萄牙传教士们就开始渗透到广东福建一带，明帝国本地百姓入教的数量在缓慢增加，从最初的贩夫走卒，逐渐发展到豪商巨贾，乃至后来的诸多名人。基督信仰如偷偷生长的野藤，也在明帝国的庞大架子上绕了个小环。

    结束了长年百年的海禁，“隆庆开关”后的几十年间，面对热潮般的海贸盛世，每一位大海商的背后，或许都站着一位饱读诗书的大明士绅，他们以一种好奇、傲慢与贪婪交织的复杂立场，参与演绎着这个世界属于明帝国的最后那段幸福时光。

    东方古老帝国与欧洲的文化交流和博弈，正以澳门为传动部件，开始了几百年的转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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