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敢接受您的旨意。”

    奏折送上去后，崇祯帝的怒气也消了，熊开元、姜采因此都惊险地活了下来。

    骆养性身为锦衣卫指挥使，奉命行事本无可厚非，何况察言观色、落井下石，还可能因此立功受奖；然而，他并没有盲目执行崇祯皇帝的指示。相反却冒着风险去规劝盛怒之下的崇祯皇帝。

    深的崇祯皇帝的信任，但锦衣卫指挥使骆养性离开京城还是费了点力气，锦衣卫指挥使骆养性悄悄办成商人，带着几个人从天津卫上船来到广州。

    崇祯十五年（1642年），御史杨学愿上疏，深表厂卫出京“执行公务”之害。他建议：“外臣获罪，但敕抚按槛车，送诣阙下，未为不可，若缇骑一遣，有资者家产破散，无资者地方敛馈，为害滋甚。”

    本来道理很简单，抓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官员，当地的巡抚巡按完全可以解决，非得由锦衣卫出马，无非是要借此中饱私囊。

    崇祯皇帝接受上疏的建议，下旨：“东厂所缉，止于谋逆**。其作奸犯科，自有有司在。锦衣卫校尉，毋得奉差需索！”可这道旨意没什么实质性意义，因为离大明亡国，崇祯自缢于煤山只有两年了。执法活动公然成为牟取私利的工具大明不亡真是没有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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