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他们都是将来的大学士人选。
    中枢机构在大致上与明朝是相同的，不过在具体方面却有许多不同之处。
    首先一点便是大学士的任期制度和致仕制度。
    为了防止将来有大学士独断专权，长期把持住大学士的职务的情况出现，杨渥特别规定凡是大学士以五年为一届，到期限后就要改选，一个人最多只能担任两届大学士。
    这么规定的目的是为了从根本上杜绝权臣的产生。
    当然，杨渥也知道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制度永远不可能限制住人。
    即便是在后世的花旗国，同样不可避免的出现连任四届总统的情况，而毛熊国更是出现了某人当完总统当总理，当完总理再当总统的情况。
    这些都是难以避免的事情，杨渥可不会认为自己做了这个规定后将来就会万事大吉，但至少有这个“祖制”在，后世人在形事之间多少还是要受些约束。
    至于致仕制度，杨渥规定年满六十五岁的官员除非是大学士，否则必须致仕回家养老。
    杨渥需要的是能治理地方的能臣，而不是开设养老院。
    除此之外，杨渥又大大加强了大理寺的职权。
    在历代中国，行政权和司法权是不分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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