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遵循《周易》一书里的四种原则。其中一项是来占筮，其它三项是“辞”、“变”、“象”。这正是《系辞》作者被今本《周易》的外在形式所迷惑，而亦理亦筮的论《周易》。
    无论《系辞》作者们论述的“言辞”、“变化”、“取象”多么的义理深奥，都被所认为《周易》有占的功用冲消掉。
    这就是《系辞》对《周易》一书性质的说法，有四种圣人之道在其中，其一是占卜的功用，《周易》岂不成了筮卜的工具么？
    这岂不成为“哲学变成了神学的婢女”了吗？进入帝国时期，哲学与神学相合流。确实是这样，《系辞》里的哲学思想成为后封建时期神学天命思想的活水源头。后封建时期与先秦相比，没有了哲学。后封建里的哲学成为了天命神学的解释工具。
    那么，我们要问《系辞》作者从何得出《周易》“以卜筮者尚其占”的根据呢？即《系辞传》认为《周易》能用来筮卜的根据是什么呢？其认为的根据是否能够成立呢？我们已知《左传》里记述春秋史巫用《周易》之名份来筮卜，但那是史巫的错误认识，是将早已出现的那套“六联体”符号，即并不是《周易》里原创出的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分出八个经画符号（春秋时期还没有出现八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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